第43章：喧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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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的临江像个蒸笼。
教学楼走廊的吊扇坏了三台，电工说零件要从省城调，得等。陶爱民把报刊室靠窗的位置占住了——每天下午两点半，准时到。
报刊室在图书馆一楼东侧，十五平方米，三排铁皮架子，搁着十几种报纸和几本过期杂志。平时来的人不多，进了暑假更少。但这个八月，推门的次数明显多了。
上海股市疯了。
7月底上证指数还不到1200点，8月中旬冲过1300。报纸上隔两三天登一次行情，豆腐块大小的表格，数字一天比一天大。陶爱民把每一期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翻出来，用铅笔把收盘指数抄在蓝皮本子上。
616，1005，1208，1342。
数字往上走，他的字越写越小。
8月20号那天的《文汇报》登了一篇通讯，四个字标题：炒股专业户。说上海杨浦区一个工人，姓陈，四十三岁，辞了钢铁厂的铁饭碗，专门炒股。三个月赚了两万块——相当于他以前八年的工资。
报刊室里炸了锅。
“两万块？真的假的？“
“报纸登的还能有假？“
“我舅妈上个月去上海，说交易所门口排队排到马路上去了，队尾的人在发牌子。“
说话的是经济系大三的赵红军，嗓门大，人仗义，围着三四个人。他拍着报纸说：“我琢磨着凑点钱去上海开个户，你们谁一起？“
旁边站着的钱明推了推眼镜：“六千块够吗？火车票来回就一百多。“
“够了。先开个户，买两手试试水。“赵红军扭头看见陶爱民正合上报纸，“陶爱民，你是搞经济的，你说说，这行情还能涨不？“
陶爱民停下脚步。他回头看了一眼那几张脸。赵红军是兴奋，钱明是犹疑，大四的孙浩是急切。三种表情，一种心思。
“我看不懂。“他说。
赵红军愣了：“你看不懂？你不是天天来翻报纸？“
“翻报纸是翻报纸，看懂是看懂。“陶爱民把蓝皮本子塞进裤兜，“现在的行情我看不懂。看不懂的钱，我不挣。“
说完就走了。没多解释一个字。
走廊里热浪扑脸。他走了几步，听见赵红军在身后说：“他胆子小，别问了。咱们自己干。“
陶爱民没回头。
胆子小。他在心里把这三个字掂了掂。
那股熟悉的念头又翻上来了——不是想出来的，是闻到报刊室那股霉纸味的时候，身体里某个地方自己冒出来的。他见过太多胆子大的人。九十年代初冲进股市的那批人，十个里面活到2000年的不超过两个。有的套了牢，有的跳了楼，有的倾家荡产老婆跑了。胆子大不叫本事。活下来才叫本事。
这念头从哪来的，他说不清。像是骨头里长出来的，每次都准。
到了宿舍楼下，碰见周文远。周文远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前天抄的行情数据。
“爱民，豫园商城都四十几块了。“
“嗯。“
“你不觉得高？“
“高。“
“那你还拿着？“
陶爱民看了他一眼。周文远跟了他三个多月，知道他手里有股票，但不知道具体多少股，更不知道借了多少钱。分寸一直卡得刚好。
“我看好。“陶爱民说，“但我更知道一件事。“
“什么事？“
“看好和能挣到，中间隔着纪律。“
周文远没听懂，眨了眨眼。
陶爱民靠在梧桐树干上，树荫把脸切成明暗两半。他想了想，换了种说法：“炒股最难的不是买，是知道什么时候走。走早了亏时间，走晚了亏本金。你十块钱买的，涨到十五没卖，跌回十一你卖了，亏不亏？“
“亏。“
“涨到二十你没卖，跌到八块你割肉，亏不亏？“
“更亏。“
“所以卖的话比买难。买只要有钱就行，卖要跟自己的贪心作对。大部分人做不到。“
周文远沉默了一会儿。“那你什么时候卖？“
“还没到时候。“
“啥时候才到时候？“
“等我能看懂的时候。“他说，“现在看不懂，所以不动。看不懂的时候动，叫赌。我不赌。“
周文远点点头，又摇摇头。大概明白了，又总觉得哪里不对——行情好得不能再好，怎么就看不懂了？
陶爱民没再往下说。有些话讲到七分就够了，剩下的让人自己悟。话说太满，一来轻浮，二来把底牌亮了，日后被人捏着短处，想收都收不回来。这个习惯不是学来的，是刻在骨子里的。
回了宿舍，他把蓝皮本子翻开，在最后一页写了一行字：
8月20日，沪指1342。涨势未止，但速率加快。
“速率加快“四个字下面画了道横线。涨得越快的阶段，离见顶越近。不是马上就跌，但风险在堆。就像河水涨得越急，离漫堤就越近。
枕头底下还压着另一张纸条，5月20号晚上写的，字迹泛黄：5月21日不卖。5月25日之前必须开始卖。
他没撕掉那张纸条。留着它，提醒自己：他不是不会错。他也会判断失误，也会有看不清的时候。
接下来的日子，报刊室的人越来越多。不光经济系的，法律系、中文系的也来了。有人看报纸，有人来聊天。话题十有八九绕到股票上。走廊里、食堂里、操场上，到处有人议论指数涨了多少点，谁谁谁赚了几千块。
赵红军真的去了上海。三人凑了六千块，坐绿皮火车去开了户。回来时红光满面，说买了一只新股，三天涨了百分之十五。
“六千变六千九了。“他在走廊里嚷。
陶爱民从旁边经过，没吭声。
六千九。扣掉来回车票、开户费、过户费，净赚不到八百。三人分，一人两百多。赵红军觉得这是大生意。陶爱民知道这是学费。
这笔学费后面变成多少，取决于赵红军什么时候走。走早了算他命好。不走——他见过太多不走的人。
8月底，上证指数突破1400点。报纸上开始出现“牛市“两个字。有人预测年底能到1800点，有人说能到2000点。
整个夏天，陶爱民没动过手里的股票。九万股，纹丝未动。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卖，他说：“还没到时候。“
有人问他还涨不涨，他说：“我看不懂。“
所有人都觉得他变了——三个月前那个算得精准的陶爱民，怎么突然缩手缩脚了？赵红军在食堂里跟人说：“他啊，钱多了反而怕了。穷人翻身，手软。“
这话传到陶爱民耳朵里，他笑了笑，没接。
周文远替他不平：“赵红军懂什么？他六千块钱就算赢了？“
“他赢了。“陶爱民说。
“他赢什么了？“
“他赚了两百块，他很开心。这就是赢了。“陶爱民把饭盒里的青菜扒完，“每个人挣自己能挣的钱。他挣他的两百块，我等我的机会。各走各的路。“
周文远不说话了。
9月1号开学。陶爱民报了到，交了学费，领了新课表。经济系二年级的课排得紧——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原理、会计学基础、统计学。他每门课都去上，坐第三排靠窗的位置，记笔记。
没有人知道他手里攥着将近三百万的资产。
也没有人知道，他在等一个日子。
9月。第三轮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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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楼走廊的吊扇坏了三台，电工说零件要从省城调，得等。陶爱民把报刊室靠窗的位置占住了——每天下午两点半，准时到。
报刊室在图书馆一楼东侧，十五平方米，三排铁皮架子，搁着十几种报纸和几本过期杂志。平时来的人不多，进了暑假更少。但这个八月，推门的次数明显多了。
上海股市疯了。
7月底上证指数还不到1200点，8月中旬冲过1300。报纸上隔两三天登一次行情，豆腐块大小的表格，数字一天比一天大。陶爱民把每一期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翻出来，用铅笔把收盘指数抄在蓝皮本子上。
616，1005，1208，1342。
数字往上走，他的字越写越小。
8月20号那天的《文汇报》登了一篇通讯，四个字标题：炒股专业户。说上海杨浦区一个工人，姓陈，四十三岁，辞了钢铁厂的铁饭碗，专门炒股。三个月赚了两万块——相当于他以前八年的工资。
报刊室里炸了锅。
“两万块？真的假的？“
“报纸登的还能有假？“
“我舅妈上个月去上海，说交易所门口排队排到马路上去了，队尾的人在发牌子。“
说话的是经济系大三的赵红军，嗓门大，人仗义，围着三四个人。他拍着报纸说：“我琢磨着凑点钱去上海开个户，你们谁一起？“
旁边站着的钱明推了推眼镜：“六千块够吗？火车票来回就一百多。“
“够了。先开个户，买两手试试水。“赵红军扭头看见陶爱民正合上报纸，“陶爱民，你是搞经济的，你说说，这行情还能涨不？“
陶爱民停下脚步。他回头看了一眼那几张脸。赵红军是兴奋，钱明是犹疑，大四的孙浩是急切。三种表情，一种心思。
“我看不懂。“他说。
赵红军愣了：“你看不懂？你不是天天来翻报纸？“
“翻报纸是翻报纸，看懂是看懂。“陶爱民把蓝皮本子塞进裤兜，“现在的行情我看不懂。看不懂的钱，我不挣。“
说完就走了。没多解释一个字。
走廊里热浪扑脸。他走了几步，听见赵红军在身后说：“他胆子小，别问了。咱们自己干。“
陶爱民没回头。
胆子小。他在心里把这三个字掂了掂。
那股熟悉的念头又翻上来了——不是想出来的，是闻到报刊室那股霉纸味的时候，身体里某个地方自己冒出来的。他见过太多胆子大的人。九十年代初冲进股市的那批人，十个里面活到2000年的不超过两个。有的套了牢，有的跳了楼，有的倾家荡产老婆跑了。胆子大不叫本事。活下来才叫本事。
这念头从哪来的，他说不清。像是骨头里长出来的，每次都准。
到了宿舍楼下，碰见周文远。周文远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前天抄的行情数据。
“爱民，豫园商城都四十几块了。“
“嗯。“
“你不觉得高？“
“高。“
“那你还拿着？“
陶爱民看了他一眼。周文远跟了他三个多月，知道他手里有股票，但不知道具体多少股，更不知道借了多少钱。分寸一直卡得刚好。
“我看好。“陶爱民说，“但我更知道一件事。“
“什么事？“
“看好和能挣到，中间隔着纪律。“
周文远没听懂，眨了眨眼。
陶爱民靠在梧桐树干上，树荫把脸切成明暗两半。他想了想，换了种说法：“炒股最难的不是买，是知道什么时候走。走早了亏时间，走晚了亏本金。你十块钱买的，涨到十五没卖，跌回十一你卖了，亏不亏？“
“亏。“
“涨到二十你没卖，跌到八块你割肉，亏不亏？“
“更亏。“
“所以卖的话比买难。买只要有钱就行，卖要跟自己的贪心作对。大部分人做不到。“
周文远沉默了一会儿。“那你什么时候卖？“
“还没到时候。“
“啥时候才到时候？“
“等我能看懂的时候。“他说，“现在看不懂，所以不动。看不懂的时候动，叫赌。我不赌。“
周文远点点头，又摇摇头。大概明白了，又总觉得哪里不对——行情好得不能再好，怎么就看不懂了？
陶爱民没再往下说。有些话讲到七分就够了，剩下的让人自己悟。话说太满，一来轻浮，二来把底牌亮了，日后被人捏着短处，想收都收不回来。这个习惯不是学来的，是刻在骨子里的。
回了宿舍，他把蓝皮本子翻开，在最后一页写了一行字：
8月20日，沪指1342。涨势未止，但速率加快。
“速率加快“四个字下面画了道横线。涨得越快的阶段，离见顶越近。不是马上就跌，但风险在堆。就像河水涨得越急，离漫堤就越近。
枕头底下还压着另一张纸条，5月20号晚上写的，字迹泛黄：5月21日不卖。5月25日之前必须开始卖。
他没撕掉那张纸条。留着它，提醒自己：他不是不会错。他也会判断失误，也会有看不清的时候。
接下来的日子，报刊室的人越来越多。不光经济系的，法律系、中文系的也来了。有人看报纸，有人来聊天。话题十有八九绕到股票上。走廊里、食堂里、操场上，到处有人议论指数涨了多少点，谁谁谁赚了几千块。
赵红军真的去了上海。三人凑了六千块，坐绿皮火车去开了户。回来时红光满面，说买了一只新股，三天涨了百分之十五。
“六千变六千九了。“他在走廊里嚷。
陶爱民从旁边经过，没吭声。
六千九。扣掉来回车票、开户费、过户费，净赚不到八百。三人分，一人两百多。赵红军觉得这是大生意。陶爱民知道这是学费。
这笔学费后面变成多少，取决于赵红军什么时候走。走早了算他命好。不走——他见过太多不走的人。
8月底，上证指数突破1400点。报纸上开始出现“牛市“两个字。有人预测年底能到1800点，有人说能到2000点。
整个夏天，陶爱民没动过手里的股票。九万股，纹丝未动。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卖，他说：“还没到时候。“
有人问他还涨不涨，他说：“我看不懂。“
所有人都觉得他变了——三个月前那个算得精准的陶爱民，怎么突然缩手缩脚了？赵红军在食堂里跟人说：“他啊，钱多了反而怕了。穷人翻身，手软。“
这话传到陶爱民耳朵里，他笑了笑，没接。
周文远替他不平：“赵红军懂什么？他六千块钱就算赢了？“
“他赢了。“陶爱民说。
“他赢什么了？“
“他赚了两百块，他很开心。这就是赢了。“陶爱民把饭盒里的青菜扒完，“每个人挣自己能挣的钱。他挣他的两百块，我等我的机会。各走各的路。“
周文远不说话了。
9月1号开学。陶爱民报了到，交了学费，领了新课表。经济系二年级的课排得紧——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原理、会计学基础、统计学。他每门课都去上，坐第三排靠窗的位置，记笔记。
没有人知道他手里攥着将近三百万的资产。
也没有人知道，他在等一个日子。
9月。第三轮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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