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章 伟大导师(上)
1860年5月5日,星期六,伦敦的天亮得很早。
伦敦北部,梅特兰公园,格拉夫顿台9号。
格拉夫顿台九号的窗帘缝里已经透进一层灰白色的晨光,楼上的房门却迟迟没有动静。燕妮早起了一阵,几次抬头往楼梯方向看,最后也没上去叫。
昨夜书房的灯一直亮到很晚,这种事情在家里早已算不上新闻。
马克思下楼的时候,早餐已经摆好了。
他的头发仍有些散乱,外套随手披在身上,一手拿着眼镜,另一只手还夹着几张昨晚没有整理完的纸。走到桌边时,他先看见咖啡,随后才注意到一家人都在看他。
马克思停顿了一下,“怎么了?”
燕妮坐在桌边,故意等他拉开椅子坐下,这才说道:
“四十二岁了,卡尔。”
马克思拿咖啡的手停住。
大女儿燕妮立刻跟笑,“四十二岁快乐,爸爸。”
劳拉也把这个数字重复了一遍,语气听起来像是在宣布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只有年纪最小的爱琳娜还没完全弄明白“四十二”究竟意味着什么。她只知道今天是父亲生日,于是趴在桌边,很认真地问:
“爸爸,四十二岁是不是已经很老了?”
马克思板着脸看着她,“谁告诉你的?”
“我自己想的。”
他端起咖啡,一脸严肃。
“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四十二岁才刚刚成年。”
劳拉当场拆台。
“刚刚成年的大哲学家今天早上找眼镜找了半天。”
马克思低头,眼镜就在他手里。
桌上顿时笑成一片。
“这不能证明任何问题。”。他把眼镜戴上,耸了耸肩膀,“只能证明这副眼镜的位置发生了变化。”
“从你鼻子上变到了你的手里?”
马克思摇摇头,显然决定放弃和女儿争论。
家里没有准备什么像样的生日宴会,事实上,他们也确实没有这个条件。
桌上的早餐和平日差别不大,面包、咖啡,还有一点简单的食物。钱依旧是这个家庭里最不愿提却又每天都绕不开的问题。
不过孩子们还是贴心的准备了礼物。
几张纸。上面有画,也有孩子们的祝福。
爱琳娜那张尤其抽象,卡尔看了半天,也没判断出来纸上那个黑乎乎的东西到底是自己,还是一头长了胡子的熊。
“这是你”。爱琳娜主动解释。
他把几张纸仔细折好,一张张收进衣袋。动作远比脸上满不在乎的样子认真。
燕妮看着他把东西放好,才问:“所以,今天准备怎么过?”
马克思已经把旁边的报纸拉到面前,“我正在过,以一个哲学家的方式度过”
“卡尔,今天至少少工作几个小时。”
“当然。”
燕妮狐疑地看着他,显然不太相信他的承诺。
马克思已经戴好眼镜,把报纸展开。
法国,普鲁士还有意大利。
欧洲的消息一栏一栏往下排。
咖啡还没有喝完,他的注意力已经从生日彻底转移到了西西里。
近来的西西里越来越值得留意,岛上的局势正在发酵,波旁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革命活动重新活跃起来。对卡尔而言,这座岛屿吸引人的地方远不止眼前的新闻。
土地,农民,贵族,外国统治。
还有一次接一次的反抗。
这些东西层层叠叠,几乎贯穿西西里的整个历史,他正在准备一篇关于西西里和西西里人的文章。
吃完早餐,马克思收起报纸。
燕妮本以为他总算准备履行“少工作几个小时”的承诺,结果一转身,就看见丈夫正在往包里塞剪报,还有昨晚整理好的笔记。
“卡尔?你要去哪儿?”
“大英博物馆。”
“今天?”
马克思看着她,理所当然。
“阅览室不会因为我仅成年八个小时就把我拒之门外。”
“可你刚刚答应少工作几个小时。什么时候少?”
马克思拎起包,“晚上。”
燕妮显然一个标点符号也不信。
马克思低头亲了她一下,趁她继续开口以前已经往门外走。
啪,门关上了。
燕妮站在原地。
接近中午,大英博物馆阅览室里依旧安静。
马克思坐在熟悉的位置上,书一本本摊开。
旁边的纸上已经写满密密麻麻的笔记。
西西里在他的笔下不断向过去延伸。
古希腊人,迦太基人,罗马人,阿拉伯人,诺曼人……似乎这片土地从古以来就从未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他读得很快,写得更快。
刚开始几行字还能勉强辨认,写到后来,笔尖跟着思路一路飞奔,字迹便越来越像只有本人才能破译的密码。
旁边一位读者偶尔侧目,他有些怀疑这位蓄着浓密胡须的家伙究竟能不能看懂自己写下来的东西。
马克思对此毫无察觉。
他停下来想了一阵,然后继续书写。
笔尖沙沙作响。
同一时间,数百公里之外的曼彻斯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正在和一堆账目作艰苦斗争。
埃尔门—恩格斯公司的办公室里弥漫着纸张、棉纱和墨水的味道。
桌上摆着原料成本、订单、往来账目和几份合同草稿。
如果只看眼前这些东西,很难把坐在桌后的男人和革命、战争还有哲学之类的词联系起来。
恩格斯拿起一张账单,对着阳光观看,“这笔为什么比上个月要高?”
会计往前凑了凑,看了一眼。
“emm……运输费。”
恩格斯立刻开始算,几秒以后,他把账单放回桌上。
“再去核对一次。”
会计只能不情愿地把纸接回去。
恩格斯做生意做得并不差,甚至可以说相当熟练。他讨厌的主要是这件事本身……
上午还有另一件更让他不耐烦的事情。
——公司重组。
他的弟弟埃米尔这几日也在曼彻斯特,家族同戈特弗里德·埃尔门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
争论绕来绕去,最终都绕不过一个问题。
恩格斯留下以后究竟算什么,将来能不能正式成为合伙人。
埃米尔把最新的条件重新讲了一遍。
恩格斯听到一半便抬起头。
“所以,戈特弗里德还是想让我继续做他的雇员?”
“高级雇员。”
埃米尔纠正哥哥的说法。
恩格斯看着弟弟。
“啊!”
“高级!”
他向椅背上一靠,摊开手。
“这么慷慨的安排,我是不是还应该给他写一封感谢信?”
埃米尔笑了,“我想他大概很乐意收到。”
恩格斯把合同拿过来,逐条往下看。
如果继续留在公司,他必须得他应得的那份利润份额,未来成为合伙人的条件也不能只靠一句“几年以后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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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北部,梅特兰公园,格拉夫顿台9号。
格拉夫顿台九号的窗帘缝里已经透进一层灰白色的晨光,楼上的房门却迟迟没有动静。燕妮早起了一阵,几次抬头往楼梯方向看,最后也没上去叫。
昨夜书房的灯一直亮到很晚,这种事情在家里早已算不上新闻。
马克思下楼的时候,早餐已经摆好了。
他的头发仍有些散乱,外套随手披在身上,一手拿着眼镜,另一只手还夹着几张昨晚没有整理完的纸。走到桌边时,他先看见咖啡,随后才注意到一家人都在看他。
马克思停顿了一下,“怎么了?”
燕妮坐在桌边,故意等他拉开椅子坐下,这才说道:
“四十二岁了,卡尔。”
马克思拿咖啡的手停住。
大女儿燕妮立刻跟笑,“四十二岁快乐,爸爸。”
劳拉也把这个数字重复了一遍,语气听起来像是在宣布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只有年纪最小的爱琳娜还没完全弄明白“四十二”究竟意味着什么。她只知道今天是父亲生日,于是趴在桌边,很认真地问:
“爸爸,四十二岁是不是已经很老了?”
马克思板着脸看着她,“谁告诉你的?”
“我自己想的。”
他端起咖啡,一脸严肃。
“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四十二岁才刚刚成年。”
劳拉当场拆台。
“刚刚成年的大哲学家今天早上找眼镜找了半天。”
马克思低头,眼镜就在他手里。
桌上顿时笑成一片。
“这不能证明任何问题。”。他把眼镜戴上,耸了耸肩膀,“只能证明这副眼镜的位置发生了变化。”
“从你鼻子上变到了你的手里?”
马克思摇摇头,显然决定放弃和女儿争论。
家里没有准备什么像样的生日宴会,事实上,他们也确实没有这个条件。
桌上的早餐和平日差别不大,面包、咖啡,还有一点简单的食物。钱依旧是这个家庭里最不愿提却又每天都绕不开的问题。
不过孩子们还是贴心的准备了礼物。
几张纸。上面有画,也有孩子们的祝福。
爱琳娜那张尤其抽象,卡尔看了半天,也没判断出来纸上那个黑乎乎的东西到底是自己,还是一头长了胡子的熊。
“这是你”。爱琳娜主动解释。
他把几张纸仔细折好,一张张收进衣袋。动作远比脸上满不在乎的样子认真。
燕妮看着他把东西放好,才问:“所以,今天准备怎么过?”
马克思已经把旁边的报纸拉到面前,“我正在过,以一个哲学家的方式度过”
“卡尔,今天至少少工作几个小时。”
“当然。”
燕妮狐疑地看着他,显然不太相信他的承诺。
马克思已经戴好眼镜,把报纸展开。
法国,普鲁士还有意大利。
欧洲的消息一栏一栏往下排。
咖啡还没有喝完,他的注意力已经从生日彻底转移到了西西里。
近来的西西里越来越值得留意,岛上的局势正在发酵,波旁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革命活动重新活跃起来。对卡尔而言,这座岛屿吸引人的地方远不止眼前的新闻。
土地,农民,贵族,外国统治。
还有一次接一次的反抗。
这些东西层层叠叠,几乎贯穿西西里的整个历史,他正在准备一篇关于西西里和西西里人的文章。
吃完早餐,马克思收起报纸。
燕妮本以为他总算准备履行“少工作几个小时”的承诺,结果一转身,就看见丈夫正在往包里塞剪报,还有昨晚整理好的笔记。
“卡尔?你要去哪儿?”
“大英博物馆。”
“今天?”
马克思看着她,理所当然。
“阅览室不会因为我仅成年八个小时就把我拒之门外。”
“可你刚刚答应少工作几个小时。什么时候少?”
马克思拎起包,“晚上。”
燕妮显然一个标点符号也不信。
马克思低头亲了她一下,趁她继续开口以前已经往门外走。
啪,门关上了。
燕妮站在原地。
接近中午,大英博物馆阅览室里依旧安静。
马克思坐在熟悉的位置上,书一本本摊开。
旁边的纸上已经写满密密麻麻的笔记。
西西里在他的笔下不断向过去延伸。
古希腊人,迦太基人,罗马人,阿拉伯人,诺曼人……似乎这片土地从古以来就从未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他读得很快,写得更快。
刚开始几行字还能勉强辨认,写到后来,笔尖跟着思路一路飞奔,字迹便越来越像只有本人才能破译的密码。
旁边一位读者偶尔侧目,他有些怀疑这位蓄着浓密胡须的家伙究竟能不能看懂自己写下来的东西。
马克思对此毫无察觉。
他停下来想了一阵,然后继续书写。
笔尖沙沙作响。
同一时间,数百公里之外的曼彻斯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正在和一堆账目作艰苦斗争。
埃尔门—恩格斯公司的办公室里弥漫着纸张、棉纱和墨水的味道。
桌上摆着原料成本、订单、往来账目和几份合同草稿。
如果只看眼前这些东西,很难把坐在桌后的男人和革命、战争还有哲学之类的词联系起来。
恩格斯拿起一张账单,对着阳光观看,“这笔为什么比上个月要高?”
会计往前凑了凑,看了一眼。
“emm……运输费。”
恩格斯立刻开始算,几秒以后,他把账单放回桌上。
“再去核对一次。”
会计只能不情愿地把纸接回去。
恩格斯做生意做得并不差,甚至可以说相当熟练。他讨厌的主要是这件事本身……
上午还有另一件更让他不耐烦的事情。
——公司重组。
他的弟弟埃米尔这几日也在曼彻斯特,家族同戈特弗里德·埃尔门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
争论绕来绕去,最终都绕不过一个问题。
恩格斯留下以后究竟算什么,将来能不能正式成为合伙人。
埃米尔把最新的条件重新讲了一遍。
恩格斯听到一半便抬起头。
“所以,戈特弗里德还是想让我继续做他的雇员?”
“高级雇员。”
埃米尔纠正哥哥的说法。
恩格斯看着弟弟。
“啊!”
“高级!”
他向椅背上一靠,摊开手。
“这么慷慨的安排,我是不是还应该给他写一封感谢信?”
埃米尔笑了,“我想他大概很乐意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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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继续留在公司,他必须得他应得的那份利润份额,未来成为合伙人的条件也不能只靠一句“几年以后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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