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陈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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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李家坳的当天晚上，王秀兰又去了趟县城。
这次是她一个人去的。赵大柱要跟着，她没让。天已经擦黑，路上没人，她走得快，脚下生风。到了食品厂，大门已经关了，只留着传达室一盏灯。看门老头还认识她，探出头来问：“又来了？刘科长早下班了。”
“大爷，劳驾问一句，刘科长家住在哪儿？”王秀兰说着，把来时路上买的一包烟从口袋里掏出来，递过去。烟是八分钱的“红灯”，最便宜的那种，可看门老头的眼睛还是亮了一下。
“你找他干啥？”
“想让他帮个忙，办个手续。明天一早我还要赶回村里，怕来不及。”
老头看了看那包烟，又看了看王秀兰。这女人面相老实，眼神却硬，不像是来求人办事的，倒像是来谈生意的。他犹豫了一下，说：“刘科长家就住在后头那条巷子里，最里面那家，门口有棵歪脖子槐树。”
王秀兰道了谢，转身往巷子里走。
巷子窄，石板路坑坑洼洼的，两边的墙壁湿漉漉的，泛着一层青苔。她走到最里头，果然有一棵歪脖子槐树。院门虚掩着，里面亮着灯，还有孩子的哭声和女人的说话声。王秀兰站在门口，整了整衣服，抬手敲了三下。
开门的是刘科长的媳妇，一个瘦高的女人，系着围裙，手上还沾着面。她上下打量了王秀兰一眼：“你找谁？”
“嫂子好，我找刘科长。我是李家坳的王秀兰，今天来卖山楂的。”
“卖山楂卖到家里来了？”那女人眉头皱起来。
刘科长听见声音，从里屋出来。他穿着件旧毛衣，手里还拿着报纸，看见王秀兰，愣了一下。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刘科长，”王秀兰站在门口，不卑不亢，“我想求您给我开个代购证明。”
“代购证明？”刘科长把报纸折起来，走到门口，“进来说吧。”
王秀兰进了屋，在门边的小凳子上坐下。刘科长的家不大，堂屋里摆着一张方桌，几把椅子，墙上贴着几张旧年画。桌上放着一碗没吃完的面条，已经坨了。那女人搂着孩子进了里屋，把门带上。
“说说。”刘科长点了一支烟。
王秀兰说：“今天那两百斤山楂，是我自家摘的。但往后，我想帮咱们厂在乡下收原料。我们村和周边十几个村子，红枣、花生、红薯干，家家都有，就是没人收。我要是能把货直接送到厂里，对厂子来说也省事。”
刘科长吸了口烟，没说话。
“但乡下人胆子小，怕我收了不给钱，也怕政策不允许。”王秀兰说，“我要是空口白牙去收，收不上来。所以想求您开一张代购证明，就说我是厂里委托的。这样对上面有交代，对乡亲们也有个说法。”
刘科长把烟灰弹进一个铁盒子里，想了想，说：“你脑子转得挺快。”
“没法子。”王秀兰说，“不转，饿肚子。”
刘科长笑了。他起身走进里屋，过了一会儿出来，手里拿着一张纸和一支钢笔。他坐在方桌前，把纸铺开，问：“你全名怎么写的？”
“王秀兰。”
刘科长写了几行字，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印章，沾了印泥，在纸上按了一下，拿起来看了看，递过来：“给你。”
王秀兰接过纸。她不认字，但看见红章，心跳就快了半拍。她把纸折好，贴进口袋，站起来深深鞠了一躬。
“刘科长，我记您这份情。”
“不用记。”刘科长摆摆手，“你多送好货来，就是还情了。”
王秀兰从刘科长家出来，天已经黑透了。她走在巷子里，脚下踩着碎石，发出细微的声响。风从巷口灌进来，冷得她缩了缩脖子。可那口袋里的纸像一团火，温温热热地贴着大腿。
走到汽车站，末班车早没了。她在路边坐了一会儿，恰好有辆去李家坳方向的驴车经过，赶车的是个老汉。王秀兰拦下来，说：“大爷，捎我一段，给你两毛钱。”老汉往她脸上瞅了瞅，见她一个女人大半夜赶路，没多问，点点头。驴车吱呀吱呀地走，一路颠簸。王秀兰坐在车帮上，把那张纸拿出来，借着月光看。字她一个也不认识，可那红章她认得。有了这张纸，她就不是“投机倒把”了。她是替食品厂收货的。
第二天一早，王秀兰就去了刘嫂子家。
刘嫂子正蹲在院子里晒萝卜干，听见脚步声抬头，脸上绽出笑：“秀兰！你来得正好，我昨儿还跟我家老宋说，你那山楂干卖得咋样了？”
“卖成了。”王秀兰说，“两毛五一斤。”
刘嫂子的嘴张成了圆的：“两毛五？我的天！后山那些野果子，真让你卖出钱来了？”
王秀兰从口袋里掏出那张代购证明，展开来给刘嫂子看：“你看，这是县食品厂给我开的。他们委托我帮厂里收农副产品。刘嫂子，你家去年晒的红枣还有吧？拿出来，我按一斤两毛收你的。”
刘嫂子搓了搓手上的萝卜皮，有点不敢相信：“你真收？两毛？”
“真收。不赊账，现钱。”王秀兰说着，从怀里摸出几块钱，在刘嫂子眼前晃了晃。
刘嫂子一拍大腿，转身进了屋，出来时拎着半袋子红枣，倒在小板凳上：“你挑，都是好的。去年秋天我一颗颗晒的，没一个坏的。”
王秀兰抓起来看了看，又闻了闻。枣子红得发黑，肉厚，瘪的没几个。她点点头：“九斤。给你一块八。”
刘嫂子接过钱，手指头沾着口水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笑得合不拢嘴：“我这可是头一回卖枣子卖上两毛的价！秀兰，你等着，我这就回娘家去，我娘家哥家有百来斤花生，全给你拉来！”
王秀兰说：“你去。我就在家等着。你拉来了，我照收。”
刘嫂子把萝卜干往一边一推，围裙都没解，风风火火就往外跑。跑到门口又折回来，抓起两个萝卜干塞进嘴里，含糊地说：“你先坐着，我晌午前回来！”
王秀兰没坐。她挨家挨户地走。前头的赵婶子家，西头的李老二家，村北的孙家，王家。她每到一家就把那张证明一亮，说：“我帮县食品厂收东西，红枣、花生、红薯干，都收。价钱比供销社高一截。”
消息传得快。到中午，王秀兰家院子里已经来了七八个人。有人挎着筐，筐里是晒干的红枣；有人背着小布袋，袋里是剥了壳的花生；还有人挑着半担红薯干，用草绳捆着。人们有点怯，有点急，有的蹲在墙角看，不敢上前。
王秀兰把秤搬到院子中间，旁边放一个小板凳，自己坐上去，说：“一个一个来。”
第一个上来的是赵婶子。她小心翼翼地解开布袋，问：“秀兰，我这花生，你可不能短我的秤啊。”
“婶子，咱一个村的，短谁也不能短您的。”王秀兰说，“这秤是大队的，您自己看星花。”
赵婶子蹲下来，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秤星子。王秀兰称了，报数：“六斤四两。一毛三一斤，八块三。”她数出八块三毛钱，递给赵婶子。赵婶子接钱的手都在抖，像是怕那钱会飞了。
有了赵婶子开头，后面的人就放开了。你三斤，我五斤，半天的工夫，王秀兰收了三百多斤。堂屋里堆满了麻袋，花生和红枣的气味混在一起，甜滋滋的，招来不少蜜蜂。三个孩子被关在里屋，援朝趴在窗台上往外看，眼睛亮晶晶的。
到了天擦黑，刘嫂子还没回来。赵大柱从地里回来，看见满屋子货，愣了一下：“咋收了这么多？”
“多还不好？”王秀兰说，“明天你再去借生产队的板车，咱送一趟。”
“还送？”
“这才哪到哪。”王秀兰说，“到了冬天，这些东西更缺。得多收。”
赵大柱蹲下来，手在花生袋子里搅了搅，忽然低声说：“赵老二今天也上山了。”
王秀兰正在记账，闻言停了一下：“摘山楂？”
“嗯。还有他媳妇，他小舅子，三个人，摘了一天。”赵大柱说，“我回来的时候，看见他房顶上晒满了，比咱家还多。”
王秀兰没说话，继续记账。她的账本是从学校找来的旧算术本，上面用铅笔画着道道，一道代表一块，半道代表五毛。赵大柱看不懂，也不问。
“他摘就摘吧。”王秀兰说，“山楂就那么多，他卖不出去，自己吃不了，早晚还得来找我。”
赵大柱抬头：“找咱干啥？”
“卖给我。”王秀兰说。
赵大柱瞪大眼睛：“他卖给你？他巴不得咱家倒霉，能拉下脸来卖给你？”
“他不想卖，但他媳妇会来。”王秀兰把账本合上，站起来，“粮食比脸重要。他赵老二又不是什么有骨气的人。”
赵大柱不吭声了。他忽然发现，王秀兰的算盘打得远，远得他看不清楚。
第二天傍晚，赵老二的媳妇果然来了。
她叫李翠娥，个子矮矮的，圆脸，颧骨红扑扑的。她推开王秀兰家院门的时候，天已经擦黑。她站在门口，手里拎着半袋子东西，脸上讪讪的，嘴张了几次才出得了声：“秀兰嫂子，我……我有十几斤山楂干，你收不收？”
王秀兰正在灶房煮粥，闻言走出来，看见李翠娥站在枣树底下，整个人缩着，像只要找洞的老鼠。
“收。”王秀兰说，“一毛五一斤。”
李翠娥急了：“咋才一毛五？你上回不是说，你家的卖了两毛多……”
“我自家的货，走食品厂。你的货，得过我的手。”王秀兰说，“一毛五，我不压秤，现钱给你。成不成，你回去跟赵老二商量。”
李翠娥站了十几秒，把袋子往地上一放：“称吧。”
称完，十七斤，两块五毛五。李翠娥接了钱，转身就要走，走了两步又回头，低声说：“秀兰嫂子，你……你别跟我家那位一般见识。他那个人，嘴上硬，心里虚。我回去劝他，往后不跟你争了。”
“不用劝。”王秀兰说，“以后你们摘了，挑好的晒，晒透了再送来。我收。”
李翠娥怔了怔，忽然眼圈一红，急急忙忙地走了。
赵大柱在一旁看得直咂嘴：“你可真行。这头吃进他的货，转头一卖就是两毛五，等于他给你白干了半宿。”
王秀兰说：“这不是白干。他出了力，拿了钱，货也到了正地方。这中间的差价，是运、是储、是跟厂子对接。该我赚的，我不客气；不该我赚的，我也不贪。”
赵大柱咂巴咂巴嘴，没说出什么。他蹲在院子里，摸着那袋子山楂干，过一会儿忽然笑了一声：“赵老二要是知道，他的货最后是经你手进的厂，怕是气也气死了。”
王秀兰没接话。她转身进了灶房。锅里的粥已经开了，米汤咕嘟咕嘟地滚，热气把她的脸熏得发红。她掀开锅盖，用铁勺搅了搅，然后大声喊：“援朝，带你妹妹洗手，吃饭了！”
三个孩子从里屋冲出来。跃进端着木盆去井边打水，援朝拉着卫红，嘴里喊着：“等会儿等会儿，我鞋没提上！”
院子里响起孩子的笑声。赵大柱站起来，走到枣树下，把落在地上的几颗枣子捡起来，在衣襟上蹭了蹭，塞进嘴里嚼。枣子已经有些干了，甜得发腻。
他抬头看王秀兰。灶房里的灯光透出来，照在她身上。她正在盛饭，动作麻利，一勺一碗，不偏不倚。
赵大柱想，这日子，真是变了。
而王秀兰盛粥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另一件事。食品厂收原料，只是买卖。可如果她把原料做成东西再卖出去，赚的就不止这几毛差价了。山楂糕、红枣糕、花生糖。她做的山楂水，三个孩子都爱喝。
她往锅里看了一眼，米粒在沸水里翻滚，白花花的。
“等忙完这阵，”她自言自语似的说，“我试着做点山楂糕。”
赵大柱听见了，问：“什么糕？”
王秀兰没抬头，把最后一碗粥端到桌上，才说：“等做出来，你先尝。”
赵大柱咧嘴笑：“那敢情好。”
夜风从门口吹进来，把油灯吹得晃了晃。王秀兰在桌边坐下，端起碗，慢慢喝了一口粥。
米真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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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爷，劳驾问一句，刘科长家住在哪儿？”王秀兰说着，把来时路上买的一包烟从口袋里掏出来，递过去。烟是八分钱的“红灯”，最便宜的那种，可看门老头的眼睛还是亮了一下。
“你找他干啥？”
“想让他帮个忙，办个手续。明天一早我还要赶回村里，怕来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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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秀兰道了谢，转身往巷子里走。
巷子窄，石板路坑坑洼洼的，两边的墙壁湿漉漉的，泛着一层青苔。她走到最里头，果然有一棵歪脖子槐树。院门虚掩着，里面亮着灯，还有孩子的哭声和女人的说话声。王秀兰站在门口，整了整衣服，抬手敲了三下。
开门的是刘科长的媳妇，一个瘦高的女人，系着围裙，手上还沾着面。她上下打量了王秀兰一眼：“你找谁？”
“嫂子好，我找刘科长。我是李家坳的王秀兰，今天来卖山楂的。”
“卖山楂卖到家里来了？”那女人眉头皱起来。
刘科长听见声音，从里屋出来。他穿着件旧毛衣，手里还拿着报纸，看见王秀兰，愣了一下。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刘科长，”王秀兰站在门口，不卑不亢，“我想求您给我开个代购证明。”
“代购证明？”刘科长把报纸折起来，走到门口，“进来说吧。”
王秀兰进了屋，在门边的小凳子上坐下。刘科长的家不大，堂屋里摆着一张方桌，几把椅子，墙上贴着几张旧年画。桌上放着一碗没吃完的面条，已经坨了。那女人搂着孩子进了里屋，把门带上。
“说说。”刘科长点了一支烟。
王秀兰说：“今天那两百斤山楂，是我自家摘的。但往后，我想帮咱们厂在乡下收原料。我们村和周边十几个村子，红枣、花生、红薯干，家家都有，就是没人收。我要是能把货直接送到厂里，对厂子来说也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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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科长把烟灰弹进一个铁盒子里，想了想，说：“你脑子转得挺快。”
“没法子。”王秀兰说，“不转，饿肚子。”
刘科长笑了。他起身走进里屋，过了一会儿出来，手里拿着一张纸和一支钢笔。他坐在方桌前，把纸铺开，问：“你全名怎么写的？”
“王秀兰。”
刘科长写了几行字，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印章，沾了印泥，在纸上按了一下，拿起来看了看，递过来：“给你。”
王秀兰接过纸。她不认字，但看见红章，心跳就快了半拍。她把纸折好，贴进口袋，站起来深深鞠了一躬。
“刘科长，我记您这份情。”
“不用记。”刘科长摆摆手，“你多送好货来，就是还情了。”
王秀兰从刘科长家出来，天已经黑透了。她走在巷子里，脚下踩着碎石，发出细微的声响。风从巷口灌进来，冷得她缩了缩脖子。可那口袋里的纸像一团火，温温热热地贴着大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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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王秀兰就去了刘嫂子家。
刘嫂子正蹲在院子里晒萝卜干，听见脚步声抬头，脸上绽出笑：“秀兰！你来得正好，我昨儿还跟我家老宋说，你那山楂干卖得咋样了？”
“卖成了。”王秀兰说，“两毛五一斤。”
刘嫂子的嘴张成了圆的：“两毛五？我的天！后山那些野果子，真让你卖出钱来了？”
王秀兰从口袋里掏出那张代购证明，展开来给刘嫂子看：“你看，这是县食品厂给我开的。他们委托我帮厂里收农副产品。刘嫂子，你家去年晒的红枣还有吧？拿出来，我按一斤两毛收你的。”
刘嫂子搓了搓手上的萝卜皮，有点不敢相信：“你真收？两毛？”
“真收。不赊账，现钱。”王秀兰说着，从怀里摸出几块钱，在刘嫂子眼前晃了晃。
刘嫂子一拍大腿，转身进了屋，出来时拎着半袋子红枣，倒在小板凳上：“你挑，都是好的。去年秋天我一颗颗晒的，没一个坏的。”
王秀兰抓起来看了看，又闻了闻。枣子红得发黑，肉厚，瘪的没几个。她点点头：“九斤。给你一块八。”
刘嫂子接过钱，手指头沾着口水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笑得合不拢嘴：“我这可是头一回卖枣子卖上两毛的价！秀兰，你等着，我这就回娘家去，我娘家哥家有百来斤花生，全给你拉来！”
王秀兰说：“你去。我就在家等着。你拉来了，我照收。”
刘嫂子把萝卜干往一边一推，围裙都没解，风风火火就往外跑。跑到门口又折回来，抓起两个萝卜干塞进嘴里，含糊地说：“你先坐着，我晌午前回来！”
王秀兰没坐。她挨家挨户地走。前头的赵婶子家，西头的李老二家，村北的孙家，王家。她每到一家就把那张证明一亮，说：“我帮县食品厂收东西，红枣、花生、红薯干，都收。价钱比供销社高一截。”
消息传得快。到中午，王秀兰家院子里已经来了七八个人。有人挎着筐，筐里是晒干的红枣；有人背着小布袋，袋里是剥了壳的花生；还有人挑着半担红薯干，用草绳捆着。人们有点怯，有点急，有的蹲在墙角看，不敢上前。
王秀兰把秤搬到院子中间，旁边放一个小板凳，自己坐上去，说：“一个一个来。”
第一个上来的是赵婶子。她小心翼翼地解开布袋，问：“秀兰，我这花生，你可不能短我的秤啊。”
“婶子，咱一个村的，短谁也不能短您的。”王秀兰说，“这秤是大队的，您自己看星花。”
赵婶子蹲下来，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秤星子。王秀兰称了，报数：“六斤四两。一毛三一斤，八块三。”她数出八块三毛钱，递给赵婶子。赵婶子接钱的手都在抖，像是怕那钱会飞了。
有了赵婶子开头，后面的人就放开了。你三斤，我五斤，半天的工夫，王秀兰收了三百多斤。堂屋里堆满了麻袋，花生和红枣的气味混在一起，甜滋滋的，招来不少蜜蜂。三个孩子被关在里屋，援朝趴在窗台上往外看，眼睛亮晶晶的。
到了天擦黑，刘嫂子还没回来。赵大柱从地里回来，看见满屋子货，愣了一下：“咋收了这么多？”
“多还不好？”王秀兰说，“明天你再去借生产队的板车，咱送一趟。”
“还送？”
“这才哪到哪。”王秀兰说，“到了冬天，这些东西更缺。得多收。”
赵大柱蹲下来，手在花生袋子里搅了搅，忽然低声说：“赵老二今天也上山了。”
王秀兰正在记账，闻言停了一下：“摘山楂？”
“嗯。还有他媳妇，他小舅子，三个人，摘了一天。”赵大柱说，“我回来的时候，看见他房顶上晒满了，比咱家还多。”
王秀兰没说话，继续记账。她的账本是从学校找来的旧算术本，上面用铅笔画着道道，一道代表一块，半道代表五毛。赵大柱看不懂，也不问。
“他摘就摘吧。”王秀兰说，“山楂就那么多，他卖不出去，自己吃不了，早晚还得来找我。”
赵大柱抬头：“找咱干啥？”
“卖给我。”王秀兰说。
赵大柱瞪大眼睛：“他卖给你？他巴不得咱家倒霉，能拉下脸来卖给你？”
“他不想卖，但他媳妇会来。”王秀兰把账本合上，站起来，“粮食比脸重要。他赵老二又不是什么有骨气的人。”
赵大柱不吭声了。他忽然发现，王秀兰的算盘打得远，远得他看不清楚。
第二天傍晚，赵老二的媳妇果然来了。
她叫李翠娥，个子矮矮的，圆脸，颧骨红扑扑的。她推开王秀兰家院门的时候，天已经擦黑。她站在门口，手里拎着半袋子东西，脸上讪讪的，嘴张了几次才出得了声：“秀兰嫂子，我……我有十几斤山楂干，你收不收？”
王秀兰正在灶房煮粥，闻言走出来，看见李翠娥站在枣树底下，整个人缩着，像只要找洞的老鼠。
“收。”王秀兰说，“一毛五一斤。”
李翠娥急了：“咋才一毛五？你上回不是说，你家的卖了两毛多……”
“我自家的货，走食品厂。你的货，得过我的手。”王秀兰说，“一毛五，我不压秤，现钱给你。成不成，你回去跟赵老二商量。”
李翠娥站了十几秒，把袋子往地上一放：“称吧。”
称完，十七斤，两块五毛五。李翠娥接了钱，转身就要走，走了两步又回头，低声说：“秀兰嫂子，你……你别跟我家那位一般见识。他那个人，嘴上硬，心里虚。我回去劝他，往后不跟你争了。”
“不用劝。”王秀兰说，“以后你们摘了，挑好的晒，晒透了再送来。我收。”
李翠娥怔了怔，忽然眼圈一红，急急忙忙地走了。
赵大柱在一旁看得直咂嘴：“你可真行。这头吃进他的货，转头一卖就是两毛五，等于他给你白干了半宿。”
王秀兰说：“这不是白干。他出了力，拿了钱，货也到了正地方。这中间的差价，是运、是储、是跟厂子对接。该我赚的，我不客气；不该我赚的，我也不贪。”
赵大柱咂巴咂巴嘴，没说出什么。他蹲在院子里，摸着那袋子山楂干，过一会儿忽然笑了一声：“赵老二要是知道，他的货最后是经你手进的厂，怕是气也气死了。”
王秀兰没接话。她转身进了灶房。锅里的粥已经开了，米汤咕嘟咕嘟地滚，热气把她的脸熏得发红。她掀开锅盖，用铁勺搅了搅，然后大声喊：“援朝，带你妹妹洗手，吃饭了！”
三个孩子从里屋冲出来。跃进端着木盆去井边打水，援朝拉着卫红，嘴里喊着：“等会儿等会儿，我鞋没提上！”
院子里响起孩子的笑声。赵大柱站起来，走到枣树下，把落在地上的几颗枣子捡起来，在衣襟上蹭了蹭，塞进嘴里嚼。枣子已经有些干了，甜得发腻。
他抬头看王秀兰。灶房里的灯光透出来，照在她身上。她正在盛饭，动作麻利，一勺一碗，不偏不倚。
赵大柱想，这日子，真是变了。
而王秀兰盛粥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另一件事。食品厂收原料，只是买卖。可如果她把原料做成东西再卖出去，赚的就不止这几毛差价了。山楂糕、红枣糕、花生糖。她做的山楂水，三个孩子都爱喝。
她往锅里看了一眼，米粒在沸水里翻滚，白花花的。
“等忙完这阵，”她自言自语似的说，“我试着做点山楂糕。”
赵大柱听见了，问：“什么糕？”
王秀兰没抬头，把最后一碗粥端到桌上，才说：“等做出来，你先尝。”
赵大柱咧嘴笑：“那敢情好。”
夜风从门口吹进来，把油灯吹得晃了晃。王秀兰在桌边坐下，端起碗，慢慢喝了一口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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